游客发表

不过,世界万物都是对立的统一。 世界‘我们应当忘记过去

发帖时间:2019-09-24 11:55

  “不容易啊!不过,世界”我摇摇头说。“有人说:不过,世界‘我们应当忘记过去,’有人把一切都推给‘文革’,有人想一笔勾销‘文革’,还有人想再搞一次‘文革’;有人让‘文革’弄得家破人亡,满身创伤,有人从‘文革’得到好处,至今还在重温旧梦,希望再有机会施展魔法,让人变‘牛’。所以听见唱‘样板戏’有人连连鼓掌,有人却浑身战栗。拿我们来说,二十年之后痛定思痛,总得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,严肃地对待自己,想想究竟我们自己犯了些什么错误。大家都应当来一个总结。最好建立一个‘博物馆’,一个‘文革博物馆’。”我终于把在心里藏了十年的话说出来了。

“我怎么不记得,物都是对”我说,物都是对“那天晚上几个中学生翻墙进来,带头的一个不过十四五岁,是从北京来的干部子弟,就是他用铜头皮带打伤了萧珊的眼睛。他们闹了几个小时,最后把我和萧珊,还有我两个妹妹,还有我二十一岁的女儿全关在厕所里面。他们随意搬走了一些东西。厕所的门并未上锁,可是他们走后半个多小时,我们还不敢开门出去。第二天早晨萧珊向机关报告了,没有用。学生照样地来,乱翻乱拿。不过衣橱、书架都由机关贴上了封条,还没有人动过。大约过了一年多,机关要我们全家搬到楼下去,把楼上的房间封起来。接着大学生又‘进驻’了我们机关。他们最初进来的时候,我们这些‘牛’都被叫去审问,大家跪在大厅里,还有人给打掉了牙齿。这机关就是当时的作协分会,作家们在这里被当做‘牛’受尽折磨,真是莫大的讽刺!这大概是六八年一月下旬的事情,那天审问结束,一个造反派头头把我们叫到草地上去训话。我们受了侮辱以后,又挨骂,却没有人敢哼一声。我和一位同‘棚’的朋友走出机关,同路回家,我对他说了一句:‘你要保重啊。’他痛苦地回答我:‘你说,我怎么保重!?’这天他生病在家,开会时特地把他找了来,他还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开会。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再是周文王治下的樵子武吉了。我也不完全相信‘画地为牢’式的‘勒令’了,可是我仍然害怕它,我不得不听话。我也明白自己已经完全解除了武装,现在只好任人摆布了。我有满脑子的‘想不通!’我想起了我惟一的法宝:通过受苦净化心灵,但一味忍受下去,真的能净化心灵吗?无论如何,我们要活下去 ——”立的统“五四”运动六十周年(1)

  不过,世界万物都是对立的统一。

不过,世界“五四”运动六十周年(2)“现在的确有了像您所说的那种根本的变化。‘四人帮’垮台了,物都是对他们的‘阴谋文艺’破产了。作家们又站了起来,物都是对再一次拿起了笔,我便是其中的一个。在五十年代被错划为‘右派’的作家们也给恢复了名誉,重新得到执笔的权利和自由。大家都在勤奋地写作。几年来出现了相当多的文艺刊物,相当多的新作家,不用说,还有读不完的各种各样的新作品。作品很多,当然有好有坏,但好的并不少,我只读过其中的一小部分,却保留着很深的印象:这里有生活,有革命,也有文学;而且还有作家们的辛勤劳动和独立思考。作家们各有各的风格,各人反映自己熟悉的生活,写自己了解的人物,生活多种多样,人物也有不同的光彩。在这些作品中我看到我日常接触的平凡人物,我发现我的同胞们的优美心灵。我很高兴,我看到了百花初放的景象。这不过是一个开始,我把希望寄托于未来,我说‘前程似锦’(‘未来将是美好的’),我是有理由的。那许多经过十年‘文革’的磨炼,能够用独立思考、愿意忠实地反映生活的作家,一定会写出更多、更好、更深刻的作品。当然也会有不少的阻力。但是大多数作家写作,不是为了成名成家,而是想改善周围的生活,使生活变得美好,使自己变得对社会、对人民更有用。现实生活培养了作家,它像一根鞭子逼着作家写作、前进。认真的作家是阻力所难不倒的。“一九七五年在‘四人帮’专政下,立的统我还是一个不戴帽子的‘反革命分子’,立的统一个‘新社会’的‘贱民’,我早已被赶出了文艺界,您当然不会见到我。您也不会见到别的写过文学作品的作家,因为他们全给赶到‘五·七’干校或者别的地方劳动去了。‘四人帮’用极左的‘革命’理论、群众斗争和残酷刑罚推行了种种歪理:知识罪恶,文化反动,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加速建设‘共产主义社会’。他们害怕反映真实生活的文艺,他们迫害讲真话的作家。他们开办‘工厂’,用自己发明的‘三突出’、‘三结合’等等‘机器’制造大批‘文艺作品’,他们得意地吹嘘‘你出思想,他出生活,我出技巧’三结合的方法如何巧妙,可是他们制造的‘作品’都是他们用来进行政治阴谋的工具。在那一段时期出现的‘作品’里,既没有生活,也没有革命,更没有文学。有的只是谎言。不到十年,它们全给扔进了垃圾箱。

  不过,世界万物都是对立的统一。

“因为那些年他们让这个‘大革命’抓在手里,不过,世界抛来抛去,不过,世界一上一下,一下一上。他们认为自己受了不公平的待遇,不甘心,存心向别人报复,干出了种种坏事。”“用不着担心形式的问题。我个人始终认为形式是次要的,物都是对它是为内容服务的。在写作的道路上中国作家从未停止探索,物都是对总想找到一种能够更准确地表达自己思想、使它打动人心的形式,就像战士们总想找到一件得心应手的武器。让他们自己挑选吧。读者们的锐利的眼光正在注视他们。

  不过,世界万物都是对立的统一。

“至于西方化的问题,立的统我不大明白您指的是哪一方面。我们在谈论文学作品,立的统在这方面我还看不出什么‘西方化’的危机。拿我本人为例,在中国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品的影响比较深,我是照西方小说的形式写我的处女作的,以后也就顺着这条道路走去。但我笔下的绝大多数人物始终是中国人,他们的思想感情也是中国人的思想感情。我多次翻看自己的旧作,我并不觉得我用的那种形式跟我所写的内容不协调,不适应。我的作品来自中国社会生活,为中国读者所接受,它们是中国的东西,也是我自己的东西。我没有采用我们祖先用惯了的旧形式。我正是为了反对旧社会制度,有志改善旧生活、改变旧形式,才拿笔写作的。今天可能有一些作家在探索使用新的形式或新的表现手法,他们有创新的权利。他们或成功或失败,读者是最好的评论员。作家因为创新而遭受长期迫害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一部作品发表以后就成为社会的东西,好的流传后世,不好的自行消亡。不论来自东方或者西方,它属于人类,任何人都有权受它的影响,从它得到益处。现在不再是‘四人帮’闭关自守、与世隔绝的时代了。交通发达,距离缩短,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,互相影响,互相受益。总会有一些改变。即使来一个文化大竞赛,也不必害怕‘你化我、我化你’的危险,因此我不在信里谈克服所谓‘西方化倾向’的问题了。”

不过,世界《病中集》后记可能有人笑我考虑文学馆的事情着了魔。其实在一九七九年中期关于文学馆的想法才钻进我的脑子。我本来孤陋寡闻,物都是对十年浩劫中我给封闭在各种“牛棚”里几乎与世隔绝。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文学资料成了“四旧”,物都是对人们无情地毁掉它们仿佛打杀过街的老鼠,我也亲手烧毁过自己保存多年的书刊信稿,当时我的确把“无知”当做改造的目标。我还记得有一个上午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厨房里劳动,外面的红卫兵跑进来找“牛鬼”用皮带抽打,我到处躲藏,给捉住了还要自报罪行,承认“这一生没有做过一件好事”。传达室的老朱在扫院子,红卫兵拉住他问他是什么人,他骄傲地答道:“我是劳动人民”。我多么羡慕他!也有过一个时候我真的相信只有几个“样板戏”才是文艺,其余全是废品。我彻底否定了自己。我丧失了是非观念。我没有过去,也没有将来,只是唯唯诺诺,不动脑筋地活下去,低着头,躲着人,最怕听见人提到我的名字,讲起我写过的小说。在那种时候,在那些日子里,我不会想、也不敢想文学和文学资料,更不用说创办文学馆和保存我们的文学资料了。在一九六七、六八年中我的精神状态就是这样可怜、可鄙的。这才是真的着魔啊!

立的统可怕的现实主义可是连这个愿望也实现不了。人不断地找上门来,不过,世界有熟人,不过,世界也有陌生的读者,他们为了接连出现的各种“红白喜事”拉我去充当吹鼓手;他们要我给各式各样的报纸、书刊题辞、题字,求我担任这样那样的名誉职务。我曾经多次解释:作家应当通过作品跟读者见面,不能脱离创作对读者指手画脚。我又说自己没有权利教训读者,也不敢命令别人照我的话办事。我从小不练书法,长大又不用功,我写字连自己也看不顺眼,说是“鬼画桃符”。要我题字,无非让我当众出丑,这是我不愿意做的事。有些人却偏偏逼着我做,我再三推辞,可是我的话不起作用。人家已经给我做了结论:我不过是一个只有名字的空壳,除了拿名字骗人或者吓唬人外,再无别的用处。找上门来求这求那的客人认定:“这个空壳”行将入土,你不利用,就白白丧失最后的机会,所以总要揪住我不放。我呢,只好向他们哀求:“还是让我老老实实再写两篇文章吧。”倘使只是为了名字而活下去,那真没有意思,我实在不想这样地过日子。可是哀求、推辞、躲避有时也没有用,我还是不得不让步,这里挂一个名,那里应付一下。有人笑我“不甘寂寞”,他却不知道我正因为太不寂寞感到苦恼。有人怪我“管事太多”,其实除了写《随想录》,我什么事都没有管,而且也不会管。

物都是对可是我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呢?可惜我没有机会同日本朋友继续谈论老舍同志的事情。他们是热爱老舍的,立的统他们尊重这位有才华、立的统有良心的正直、善良的作家。在他们的心上、在他们的笔下他至今仍然活着。四个多月前我第二次在虹桥机场送别井上先生,我没有再提“壶碎”的问题。我上次说老舍同志一定会把壶留下,因为他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,他虽然含恨死去,却留下许多美好的东西在人间,那就是他那些不朽的作品,我单单提两三个名字就够了:《月牙儿》、《骆驼祥子》和《茶馆》。在这一点上,井上先生同我大概是一致的。

随机bte365亚洲_bte365真网站_bte365注册

热门排行

友情链接